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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促转专栏》好好的教授不做,跑去什幺促转会?

2020-06-10来源:G蕙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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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促转专栏》好好的教授不做,跑去什幺促转会?

「啊你是头壳坏去喔,好好的教授不做,跑去那个什幺促转会?」

「自己选的路,自己好好走,那些不好听的话,不要去听它,身段要软,但骨头要硬。」

这是促转会代理主委杨翠的母亲,董芳兰,小学只唸到三年级的白色恐怖受难者女儿兼受难者媳妇,无比睿智的一番话,显示她对女儿去挑战艰困历史难题的忧虑,以及支持。

东吴大学邀请代理主委杨翠,以近身的家族史故事,分享转型正义的意义。

从 2017 年开始,东吴大学一群学生积极针对校园内的铜像提出处理建议。在今年,校方召开公听会讨论铜像去留。在黄尔璇案件中,东吴大学政治系的学生们,更是积极想了解当年黄尔璇被解聘的真相。转型正义在校内虽已有一定程度的讨论,但学生依然想要了解更多戒严时期的历史。

学生们在校内举办「故事月」,从认识当事人故事开始,进行校内的社会议题讨论。其中一场,学生会邀请促转会代理主委杨翠,以「一个台湾家族的故事:转型正义与家族史」为讲题,希望能更了解从当事者家属的角度,看见当年白色恐怖如何影响每个家庭,乃至社会。

从家族史看见戒严与白色恐怖

杨翠是政治受难者第三代,祖父是差点因二二八事件被枪决的台湾文学家杨逵,外祖父则是高雄工委会案中被判十年的董登源,两人是「绿岛大学同学」。那时董登源担心,没有人愿意娶政治犯的女儿,便趁杨逵的儿子杨建来面会,拿一封信,以狱中书信审查旷日废时为由,请他在高雄上岸时,去寻找他的女儿,转交信件。

信中大意是,送信来这个年轻人,他爸爸跟我一样被关在绿岛,你们不会互相嫌弃,可以交往。

于是,杨建和董芳兰认识了,交往了,结婚了。

杨逵出狱后,生活相当困顿,一家人甚至住过废弃猪舍,却从不曾放弃理想。杨翠一直觉得,有这样的祖父,是如此幸福。杨逵从不被逆境压倒,有时会调侃自己:我领过世界上最高昂的稿费,一篇六百多字《和平宣言》,就换来免费十二年牢饭。在东海花园与祖父共同度过的二十年岁月,是杨翠生命中最想念的时光。

即便「祖父杨逵」是杨翠最珍惜的回忆,然而,从家族史的角度,杨翠则说,对父亲、伯父这些受难者第二代来说,「父亲杨逵」却未必是祝福。

在杨逵坐牢期间,两个儿子为了负担家计,休学做工,经历一般人家无法想像的艰困童年。

但比贫穷更使人苦楚的是,杨家第二代终身自责,未能继承杨逵志向,「好好从事文化事业」。

大伯父杨资崩在懊悔中,几乎放弃自己,死于酒精中毒,而父亲杨建则对于自己「没有传承文学衣钵」始终耿耿于怀。身为受难者董登源第二代的母亲亦然,六十岁后,母亲饱受精神虚弱与幻听的困扰,总是觉得陌生人想要闯入家中。

这幻觉恐怕是源自于孩童时代,父亲被特务闯入带走的深层恐惧。那个失去父亲的瞬间画面,住进身体,挥之不去。

社会要求家属宽恕,但要宽恕谁,又该宽恕什幺?

分享完自身的家族故事,杨翠提问:「那幺,我们要不要彻底忘记这些事情?」不可否认,今日台湾社会确实存在一种声音,认为「转型正义」只是在操纵「仇恨」,我们应该「向前看」、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」。

杨翠感叹,台湾的民主化之路是体制内改革的「宁静革命」,却使我们误以为民主太容易,也让我们忘记在威权统治下,普通人民付出了多少代价。正如杨翠家族历史所显示的,随着政治案件当事人与他们家属年事越高、逐渐凋零,那些还未被社会大众承认、正视的种种伤口,最终仍然缠祟于记忆深处,从未被真正治癒。

谦卑面对历史伤口,大步迈向阳光未来

在演讲最后,杨翠也提醒东吴大学的学生们,威权时代同样也在大学校园中留下必须面对的伤口。以东吴大学为例,城中校区有部分正是当年「保密局南所」关押、刑求政治犯的遗址;而上个月东吴大学政治系重新回顾的「黄尔璇解聘案」,则是当年威权体制监控大学校园、箝制思想自由、打压异议分子的具体事例。

每个家庭、每个学校,都有历史的痕迹,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。转型正义的工作,正是在提醒我们,面对、承认历史错误、述说自己故事的重要性。

《促转专栏》好好的教授不做,跑去什幺促转会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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